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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胡崗村是個什么樣的村莊？抗戰時期，范文瀾率領的河南大學戰教團在胡崗村是怎么開展抗日救亡宣傳的？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到胡崗村進行了采訪。

“范文瀾是被我們村萬壽寺小學校長屈勛亭邀請來的。”胡崗村84歲的胡廷俠告訴記者，“1938年1月30日是除夕，范文瀾帶隊冒雪步行從許昌來到胡崗。”

胡廷俠是原胡崗聯中的校長。該校的前身就是萬壽寺小學。

胡崗村有個三間青磚瓦房的院子，院墻上有五個醒目的紅色大字：范文瀾舊居。三個房間就是一個展覽館，圖文并茂地講述著“戰教團在胡崗”的故事。

記者看到，展覽館墻壁上掛著三張翻拍的黑白照片，照片說明分別是“夾道歡迎戰教團進入胡崗”“戰教團在排練合唱抗日救亡歌曲”“戰教團成員在演話劇”。這些照片生動地展示了戰教團受到群眾歡迎、在胡崗村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的場景。

在胡崗村，記者詳細了解了河南大學戰教團在胡崗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抗日戰爭爆發后，舞陽縣的廣大民眾，同全國人民一樣面臨著被宰割的危險，都有著抗戰的決心。尤其是廣大的青年學生，都面臨著何去何從的抉擇，急切盼望能夠投身偉大的抗日救亡運動。廣大的青年學生需要有人去宣傳鼓動和組織。

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中原大地危在旦夕。一支由中共河南省委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河南大學抗敵訓練班農村服務團”（簡稱服務團）于1937年12月在開封成立。河南大學著名教授嵇文甫、范文瀾擔任正、副團長，馮紀新任總隊長兼黨總支書記。中共河南省委派劉子厚指導服務團的工作，講游擊戰術。

1937年12月底，服務團從開封出發，分兩路經朱仙鎮、尉氏、鄢陵到許昌。服務團在許昌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并舉辦訓練班，吸收革命青年加入。

胡崗村萬壽寺小學校長屈勛亭得知消息后，邀請服務團到胡崗開展抗日宣傳活動。

1938年1月30日（農歷臘月二十九），服務團90余人在范文瀾、馮紀新的帶領下，冒雪徒步到達萬壽寺小學，受到當地群眾的熱情歡迎。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很多群眾提著罐子、籃子送餃子和好吃的菜、饃、包子給團員們吃，還把他們請到自己家里做客。

屈勛亭、王立平、張祥卿等安排服務團團員住到自己家里，以及胡崗、屈崗、大王莊等村莊的群眾家里。

對服務團來講，深入農村進行抗日宣傳還是頭一次。他們連夜組織漫畫組畫宣傳畫、寫標語。女團員很快就和群眾打成一片。她們三三兩兩走村入戶，找老人、婦女和兒童聊天，稍微熟了一些就陪同婦女一起勞動。燒火、磨面、洗衣服、帶娃娃、做針線活兒……她們樣樣都干。她們借拉家常向群眾講抗日救國的道理，從中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幾天時間，服務團就在幾個村莊辦起了識字班，許多婦女和兒童到識字班學習。隨后，很多男同志也到識字班學習。服務團團員把識字教學與政治形勢剖析結合起來，教幾個字再講些時事政治，群眾很愛聽。

“三一年、九一八，日本鬼、侵中華，占東北、大燒殺，搶財寶、把人抓……”服務團自編了群眾易懂的通俗讀物《抗日三字經》。

通過一段時間的宣傳，服務團的團員同當地群眾建立了魚水般的關系。群眾有什么話都跟他們講，有什么問題也都問他們，比如你們是不是紅軍呀？日本人打不打得到舞陽？日本人來了怎么辦？團員們都給出了令群眾滿意的答復。有的婆媳吵了嘴也找服務團幫助解決問題。

服務團的到來，讓胡崗村及附近村莊的群眾活躍起來，到處可以聽到抗日救亡的歌聲、可以看到時事壁報和宣傳畫。特別是廣大青年，白天黑夜跟隨團員們一起活動，親密無間，共同開展抗日救亡宣傳。

團員們除書寫標語、出時事壁報、畫宣傳畫、辦識字班外，還教群眾唱抗日救亡歌曲，編演劇目，走上街頭演話劇、戲劇和演講，向群眾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介紹八路軍戰士英勇殺敵的事跡和陜北人民的生活。他們經常演出的劇目有《放下你的鞭子》《逃難》《捉漢奸》《馬百計》《張家店》《保衛盧溝橋》《打鬼子》等，演唱的歌曲主要有《義勇軍進行曲》《抗敵歌》《松花江上》《畢業歌》《打回老家去》《游擊隊之歌》等。這些劇目和歌曲使舞陽群眾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在服務團的影響下，舞陽縣抗日青年救國會胡崗分會也建了起來。服務團還幫助舞陽縣抗日青年救國會胡崗分會舉辦了三期抗敵訓練班，共訓練了300多人。

1938年春節過后，服務團的一部分團員由馮紀新帶領，留在胡崗村繼續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另一部分團員則由范文瀾帶領，到舞陽縣城同舞陽縣抗日青年救國會共同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并開展統戰工作。一時間，舞陽縣城大街小巷貼滿了抗日宣傳標語和宣傳畫。抗日救亡宣傳活動成效顯著，群眾的抗日熱情不斷高漲。

服務團的活動，使舞陽的國民黨軍負責人坐立不安，如芒在背，便想方設法要攆走服務團。后來，便出現了“范先生大鬧舞陽城”的事情。其間，服務團在舞陽改名為“河南省戰時教育工作團”，即戰教團。

1938年4月初，戰教團離開舞陽到信陽地區開展活動。胡崗村萬壽寺小學特地為戰教團舉行了歡送會，全體師生拿著小旗送出五六里路，群眾流著眼淚夾道相送。

戰教團在舞陽幾個月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為舞陽人民播撒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種子，激勵了很多青年學生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同時也幫助和促進了舞陽黨組織工作的開展。

1938年3月，從延安到白區做游擊工作的廖弼臣，在范文瀾的幫助下到胡崗村隱蔽。7月，屈勛亭召集地方青年200多人，組織開展民軍（抗日義勇軍）訓練，準備抗日。廖弼臣被聘為軍事教官，負責訓練。幫助開展訓練的還有共產黨員王立平、孟玉華、李持英等。直到當年10月，廖弼臣才離開胡崗村。

1938年夏季，李持英受中共舞陽縣委青年部部長胡田希委托，在胡崗村發展屈勛亭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一起入黨的還有張祥卿。翌年，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屈勛亭接任了胡崗（二區）國民黨區長職務，為胡崗地區黨的活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1938年8月，韓庚堯在竹溝學習后回到舞陽縣，接任中共舞陽縣委組織部部長。中共舞陽縣委派韓庚堯到胡崗召集胡贊揚、李持英、張自銘開會，宣布成立中共舞陽縣東北區委。胡贊揚任區委書記，張自銘為組織委員，李持英為宣傳委員。中共舞陽縣東北區委轄玉皇廟、屈崗、胡崗、萬壽寺小學等支部，共有黨員51人。

1939年初，吳城中心支部（建于1938年10月）改建為中共舞陽縣東區區委。高城忠任區委書記，組織委員為谷寶祥（張政），宣傳委員為趙子義。5月，谷寶祥被派往竹溝學習。鑒于中共舞陽縣東區區委組織力量較為薄弱，中共舞陽縣委決定東區區委與東北區委合并，仍稱東北區委，區委書記為胡贊揚，組織委員為高城忠，宣傳委員為趙子義。9月，谷寶祥自竹溝回到舞陽縣，中共舞陽縣委決定恢復原來的兩個區委，谷寶祥任東區區委書記，東北區委書記仍為胡贊揚。

1940年2月，胡贊揚調往北區（北舞渡）幫助開展工作，張定幫由縣城調任東北區委書記。

從1938年秋開始，隨著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不斷加劇和舞陽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中共豫中地委組織黨員干部撤退。舞陽縣區委以上干部和部分黨員有組織、有計劃地先后撤退到陜北、豫鄂邊等抗日根據地。1940年9月，胡贊揚撤到延安。1941年3月，張定幫撤到南陽三十里屯。

為了舞陽地區黨的活動不至于完全中斷，1941年6月，胡贊揚被黨組織安排回到家鄉舞陽。1941年11月，王仿鳴也回到舞陽。胡贊揚先后在多所學校擔任小學教員。1944年6月日軍侵占舞陽后，他多方活動，擔任了日偽棠澧鄉鄉長。

王仿鳴擔任了曹集鄉聯保主任，并到當地日偽武裝賈光遠部擔任大隊長，開展策反工作。1945年春，王仿鳴將這支武裝交給新四軍五師。

在胡崗村史館門口，記者看到一副對聯：“憶先賢篳路藍縷孳孳不息開辟棲居地，看今朝鶯歌燕舞欣欣向榮建設新家園”。

村史館的宣傳資料，介紹了抗戰時期黨在該村的活動情況，該村走出去的革命歷史人物、抗日愛國將士事跡，以及解放戰爭時期為革命作出杰出貢獻的人物，令人心生敬意。

胡崗村黨支部書記胡中海說：“在胡崗這片革命氛圍濃厚的土地上，涌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們在這里成長，奔赴全國各地，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們是胡崗的驕傲，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