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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大革命失敗。

為紀念紅九軍，舞陽縣孟寨鎮澧河村修建了紅色廣場。（資料圖片）楊 旭 攝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的。

由于當時國內正處在極為嚴重的白色恐怖中，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秘密召開。黨的六大認真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事關中國革命存亡的一系列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

黨的六大以后的兩年間，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革命走向復興的局面。各地黨組織所做的最有成效的工作是利用國民黨軍閥混戰的時機，發動農民，建立紅軍，開辟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到1930年夏，全國已建立大小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七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共約十萬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臨潁賀坡兵變建立紅十五軍，舞陽下澧河店兵變建立紅九軍。”9月14日，市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志偉告訴記者。

紅九軍在這棵400多年的古槐樹下動員后整裝出發。（資料圖片） 楊 旭 攝

1930年初，中原大戰爆發，一時中原大地軍閥混戰，互相傾軋，人民苦不堪言，社會經濟遭受重創。為擴大紅軍，發展地方武裝，中共河南省委受上級黨組織指示，在駐扎臨潁的國民革命軍七十五師中舉行兵變，建立紅十五軍。以中共豫中特委書記楊健民，七十五師參謀長鄭寶鐘，臨潁縣委書記老王，工人老李、方根（符元亮）五人組成省軍委，楊健民為省軍委書記和十五軍政委，鄭寶鐘為軍長，老李和方根負責政治部工作。鄭寶鐘，河南孟津縣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192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國民革命軍中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時任宋天才七十五師上校參謀長。該師系北方雜牌軍，官兵多為重義氣的綠林好漢，易于接受黨的宣傳。鄭寶鐘利用其參謀長的合法身份，暗中向他們宣傳黨的主張，搞軍運策反，鼓動大家走革命道路。

1930年春，中共豫中特委書記楊健民帶領老李和方根深入駐扎在臨潁東南部賀坡村的七十五師士兵中開展革命活動，準備發動軍事暴動，舉行武裝起義。鄭寶鐘接到這一指示后，積極聯系共產黨員連長、排長，并和其他連長、排長結拜兄弟，經過一段時間的串連發動，又秘密發展了一批軍官加入共產黨，為兵變奠定了良好基礎。

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楊健民、鄭寶鐘在賀坡村賀應離家召開了二十余人參加的軍委擴大會議，具體研究兵變計劃。當時七十五師共有三個團，有兩個團駐扎賀坡村，另一個團駐扎在3里以外。駐扎賀坡村的兩個團共有18個連，其中有6個整連和3個半連的兵力已被黨組織掌握。鄭寶鐘主張把已被掌握的力量發動起來，向沒被掌握的連發動襲擊，號召其繳械，然后開展游擊活動，初步完成建立紅軍的第一階段工作。鄭寶鐘堅定地說：“這次暴動定能成功。”對這一部署，大部分到會者表示贊成。楊健民卻提出異議，他主張暴動后第一步按照鄭寶鐘的意見行事；第二步將駐扎在3里外的另一個團包圍，消滅敵人后再打游擊。鄭寶鐘認為這不切合實際，因賀坡村距火車站僅二十多里，那里有國民黨軍駐防，并利于國民黨從許昌、漯河調兵支援；兵變部隊兵力不足，又未經過考驗，如果剛暴動起來就打硬仗易遭損失。雙方爭論不下，最終未達成一致意見。最后，楊健民以命令口氣宣布會議結束，要求大家等候指示再行動。

由于這次會議到會人數多，會議時間長，不慎泄露了秘密。次日夜，敵人以開會為名，誘捕了鄭寶鐘和一位連長。省軍委士兵運動委員會書記高敬軒受牽連被捕，后經營救出獄。

楊健民、老李和方根及時出逃許昌。兵變未能起事即遭鎮壓。敵人多次審訊鄭寶鐘，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談笑自若：“為黨死光榮，為民死情愿，死我一個沒關系，堅信革命定成功。”

1930年農歷七月初二，敵人將鄭寶鐘秘密殺害于夏城村西北。群眾冒雨將烈士遺體收殮，用農車運至車站。七十五師部分官兵為紀念暴動犧牲的烈士，購買了成捆紙張焚燒祭靈，附近群眾聞訊也含淚哀悼。

1929年夏，楊虎城部由膠東開赴南陽，總部駐扎南陽城內，各旅分駐附近各縣，其中馮欽哉旅駐防舞陽縣下澧河店。該部中共地下黨員姚洗心迅速與南陽地方黨組織取得了聯系，使軍隊黨組織與地方黨組織有了密切聯系。地方黨組織及時向部隊輸送了大量的新生力量，同時部隊黨組織也積極幫助地方黨組織開展工作，使地方工作有了新的發展。

中原大戰爆發后，為把軍閥戰爭轉變為革命戰爭，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長江局軍委和河南省委著手在楊虎城部組織兵變，并組建了楊部地下軍委。

1930年6月，中共中央軍委長江局辦事處派白玉文作為特派員到南陽領導兵變。白玉文到南陽后，在楊虎城部教導隊一地下室內主持召開楊部地下軍委負責人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軍委負責人孫永康、張煥民、劉煊，中共南陽中心縣委書記郝久亭，《宛南日報》負責人石仲偉、馮異僧。會上，白玉文傳達了中共中央軍委長江局辦事處關于進行兵變的指示，并報告了國內外形勢和黨的任務，指出：中央決定利用蔣、馮、閻各軍閥間的戰爭暫時減弱對革命根據地的壓力這一有利形勢，積極開展工作，擴大武裝，建立革命根據地，力爭把軍閥之間的相互戰爭轉為革命戰爭。與會同志分析了當時面臨的形勢，楊虎城部中早有黨的活動，尤其在第一旅馮欽哉部，中共的組織基礎更為雄厚；南陽城內的四個教導大隊中有三個已被掌握，隨時可以響應黨的號召。據此，會議制訂了行動計劃：首先，重視組織基礎較好的馮欽哉旅的兵運工作，先在那里發動兵變，然后由南陽城內的教導隊作出響應，占領南陽。同時，地方黨組織發動各界群眾，予以配合。這一計劃如果能夠實現，就可以割據豫鄂邊區。

會后，白玉文在孫永康的陪同下，到楊虎城部第一旅駐地舞陽下澧河店一帶進行實地觀察和具體部署。當時，該旅有黨員100余人，能直接控制的有旅部手槍連、密查隊和衛隊營，各團由共產黨員掌握并受其影響的約有17個連2000多人。白玉文、孫永康和手槍連連長張煥民（楊部軍委成員）分析情況后，認為所制訂的兵變計劃是可行的。于是，密查隊以打麻將為名召開秘密會議，組建了指揮兵變的前敵委員會，由孫永康任書記，張煥民任組織委員，旅部書記官王某任宣傳委員，衛隊營營副劉煊任軍事委員，密查隊隊長姚洗心任交通員，白玉文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加入前敵委員會工作。前敵委員會成立后，一方面派黨員深入士兵中去，以反對軍閥混戰、索要數月的糧餉為號召，發動和組織兵變力量；另一方面派出人員偵察周圍敵人的兵力情況，決定兵變后部隊的行軍路線。

7月，由于楊虎城部第一旅開展工作過急，泄露風聲，師部密查處處長劉依中到第一旅了解部隊動向，被姚洗心應付過去。據此，前敵委員會決定趁旅長馮欽哉因事去南陽之機，提前發動兵變。

7月29日晚，在前敵委員會的統一指揮下，張煥民、姚洗心首先把手槍連、密查隊拉出，協助劉煊擊斃了正在熟睡的衛隊營營長，控制了衛隊營。隨即對旅部進行襲擊，擊傷一名副旅長，打死參謀和軍需處長等十余人。兵變開始后，其他連隊一些受共產黨領導的士兵自動前來參加，共拉出700余人槍，戰馬80余匹，繳獲銀圓數千元。前敵委員會當即把繳獲的銀圓分發給兵變戰士，并拿出一部分接濟貧苦群眾。

隨后，前敵委員會將部隊重新整頓，按照預定路線南行，天亮時到達葉縣望夫石山南。在那里召開的誓師大會上，孫永康和白玉文講了全國的革命形勢和這次暴動的意義，讓每個指戰員明白自己加入了工農紅軍、走上了工農革命的道路。

大會最后通過選舉，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的領導機構，張煥民為第九軍司令員，孫永康為政治委員，姚洗心和劉煊為副司令員，王老漢為政治部主任。為了不打亂建制，以手槍隊原有人員約200人為第一支隊，仍以張煥民兼任支隊長；以原衛隊營約400人為第二支隊，仍由劉煊兼任支隊長；以原偵察隊的數十人和旅部直屬部隊人員約200人為第三支隊，由姚洗心兼任支隊長。

會后，部隊按照新建制，排好隊形，唱著軍歌，繼續向南陽方向前進。

一天后，當部隊到達社旗鎮時，遭到敵軍的包圍。突圍出來的第一支隊、第二支隊臨時改變計劃轉向鄂豫皖邊區，想與徐向前部會師，但走到泌陽時，遭民團王友梅部截擊后被打散。白玉文、張煥民、劉煊被捕，被敵人殺害于泌陽。

“這兩次兵變由于冒險行動，敵我力量眾寡懸殊，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又缺乏游擊戰的經驗，從而導致了失敗。但革命前輩這種大無畏的英勇氣概，為革命忘我犧牲的精神，將會激勵后人奮勇前進。”劉志偉說。